在这个被算法精心编排的世界里,我们与陌生人的相遇往往始于某种荒诞的偶然，浓毛老太太与BGM的奇妙组合，就像都市传说中一个不合时宜却又异常真实的音符，突兀地闯入我们精心维护的生活乐章，这位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老太太，顶着一头浓密得近乎夸张的白发，每根发丝都仿佛有自己的生命，随着她身体的微小动作轻轻颤动，在阳光下形成一圈奇异的光晕，而更令人惊异的是，她随身携带着一台老式录音机，不间断地播放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迪斯科音乐——那种节奏强烈、电子音效刺耳的BGM，与她那布满皱纹的面容形成令人眩晕的时空错位。
第一次遇见她是在地铁站,当自动门打开的瞬间，一阵震耳欲聋的《成吉思汗》旋律扑面而来，车厢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们整齐划一地皱起眉头，老太太却浑然不觉，她随着音乐轻轻摇摆，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在空中划出笨拙却真诚的弧线，有人试图用眼神抗议，有人干脆换到别的车厢，但老太太的BGM帝国已经建立——在这短暂的几分钟里，整个地铁车厢成了她的私人舞厅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个人人戴着降噪耳机、用私人播放列表筑起听觉围墙的时代，这位老太太正在进行一场无意识的听觉叛乱。
接下来的几周,我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与这位BGM老太太不期而遇，超市生鲜区，她在挑选西红柿时播放着《路灯下的小姑娘》；公园长椅上，她一边喂鸽子一边让《阿里巴巴》的旋律在晨光中跳跃；甚至在某家高档咖啡厅的洗手间外，我也曾听到隔间里传来压抑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和随之而来的轻微跺脚声，她的存在逐渐成为我都市生活中的一个固定坐标，那些过时的旋律像一串密码，标记着这座冷漠城市中尚未被完全规训的角落。
我开始思考BGM在当代生活中的角色,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，背景音乐是被精心挑选的情绪调节器——咖啡馆用爵士乐营造慵懒，健身房用电子乐刺激肾上腺素，商场用钢琴曲软化消费欲望，但这些音乐本质上都是环境的附属品，是增强现实的技术手段，而老太太的BGM却截然不同，那是她主动带入空间的声波入侵，是她对抗城市同质化的个人宣言，那些被时代淘汰的旋律经由她的录音机重生，获得了某种不合时宜的尊严。
浓密的白发或许是她最显著的身体特征,但真正让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，是那种拒绝被忽视的声波存在，在一个人人努力融入环境、避免成为异类的社会里，这位老太太固执地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公共空间的声景规则，她的BGM不是背景，而是前景；不是环境的装饰，而是存在的宣告，那些刺耳的电子合成音像一把利刃，划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听觉舒适区，暴露出城市生活中被压抑的荒诞本质。
某个雨天的傍晚,我在便利店再次遇见她，雨水顺着她的白发滴落，录音机因为受潮而发出失真的旋律，她站在零食货架前，认真地比较两包薯片的价格，完全沉浸在由过时迪斯科构筑的私人宇宙中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这位浓毛老太太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浪漫主义者——不追求审美共识，不介意他人眼光，只是单纯地、固执地带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行走在世界中，在这个被算法推荐和流量逻辑支配的时代，这种毫无功利心的自我表达显得如此珍贵。
离开便利店时,雨已经停了，老太太的BGM渐渐远去，但那些扭曲变调的旋律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，在这个强调个性却又恐惧真正差异的时代，我们或许都需要一点老太太的勇气——偶尔关掉降噪功能，让自己喜欢的音乐外放，哪怕那旋律在他人耳中是多么不合时宜，毕竟，城市的声音景观不应该只有一种正确的打开方式，而浓毛老太太用她的录音机证明了：即使是过时的BGM，也能成为抵抗平庸生活的有力武器。
